关于城市规划建筑的理念，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上海中共“一大”旧址改造的案例。中共“一大”旧址在上海石库门建筑群里。当时，投资商认为“一大”旧址旁边的其他建筑都应拆除，改建成一片绿地，把旧址烘托出来，就像是纪念碑一样。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中活动，它应该是深藏在一片民宅当中，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当时的环境条件。这一意见被采纳，使今天“一大”旧址避免成为了一片高楼中的“异物”。如今，在国内热火朝天的城市改建扩张进程中，能像中共“一大”旧址那样的“幸运儿”恐怕不多，大量蕴含历史的建筑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灰飞烟灭;另一方面，又不知有多少毫无特色的“火柴盒”、“假古董”、“垃圾雕塑”等标志建筑拔地而起。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城市兴起了建造高建筑的热潮。几个大城市忙于争夺世界高楼，就在广州弃建世界高楼后仅4天，上海的环球金融又开始冲击这一称号。
中国城市有“四忘”，中国东南大学客座教授顾孟朝为中国许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概括了“四忘”，即“忘了整体、忘了主题、忘了主人、忘了时代”。国内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四忘”的“标志性建筑”?主要有四条原因：其一，城市领导好大喜功，纷纷要为自己建立“政绩工程”;其二，开发商单纯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了建筑工程的“城市特色”，更谈不上对节能、环保等因素的考虑;其三，建筑师们追求个性的张扬，片面地追求标新立异，忽视了城市建筑与城市个性之间的有机结合;其四，如今普遍存在的一种攀比心理在作祟，听说别的城市有什么，不顾一切要跟着上。关于这一点，发生在浙江的一个案例就很有代表性。有两个城市相距只有18，其中一个城市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建造了一个电视塔，另一城市也马上造了一个；一个城市按每天运送2万人的规模造了一个火车站，另一城市则造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火车站，结果每天的客运量只有1000人。总而言之，缺乏理性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筑的一大顽症。
记者曾走过一些欧洲城市，每个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有几个很突出的特点。一是反映时代的特色。比如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代表了20世纪初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这座水边建筑由一座塔与一个大厅组成，每年12月10日晚的诺贝尔奖晚宴便在这里举行。市政厅的外墙呈暗红色，外表简洁而朴实，非常符合瑞典人恬淡、自然的性情。作为凝固的艺术，建筑就应该像绘画一样，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它的风格与特点。二是折射城市的历史。到欧洲旅游的人，往往会听到“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说法。这“庙”指的是教堂。欧洲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教堂，教堂往往是城市的一种标志性建筑，也反映一个城市的历史。比利时西北部的布鲁日，是西欧的一个很有特色的古城，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造访。高122米的“圣母教堂”，是当地人引以为荣的标志性建筑物，它反映了13世纪小城的繁华与辉煌。尽管后来布鲁日渐渐没落，但保存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却风光依旧，日复一日地为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小城的历史。三是体现城市的个性特色。如挪威的城市建筑就很好地反映了不同城市的个性特色。从位于东部首都奥斯陆到西部海岸城市卑尔根，沿途经过的许多城市，都拥有特色各异的标志性建筑。有的地方以木结构教堂著称，因为那是一座山城，木材蕴藏量很丰富;有的则以鱼鳞式屋顶闻名，因为那里靠海，捕鱼业非常发达。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卑尔根的布吕根码头，岸边排列成行的高瘦木建筑，在挪威其他城市难觅踪迹。细细归纳，也许还能再总结出几条来，但归根结底有一条，那便是标志性建筑需要体现文化内涵。
在历史上，欧洲许多城市在标志性建筑方面也曾经历过从盲目到理性的过程。如伦敦、巴黎、慕尼黑、莫斯科等大城市，二战后都曾在大量拆除 大批被战争毁坏或者“式样陈旧”的古建筑，而代之以现代化的建筑，结果造成新建筑与老城市的风格缺乏协调。例如，莫斯科的“新阿尔巴特街”就被称为“莫斯科的假牙”。如今，广州弃建世界高楼，也可被视为我国建筑业界的一种理性回归。在此之前，也已有一些城市开始注重这种城市文化内涵的塑造。如杭州西湖传统景区的恢复、河坊街的改造、贯穿于“九里松涛”的灵隐路等，都在为再现城市文化内涵、符合城市“身份”而“穿衣戴帽”。应该说，许多城市经过了一番“快餐”式的发展之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品味的不断提高，会有更多的“闲情逸致”来对城市建设进行精雕细琢，开始回归自然，追求内涵，回归传统。其实，中国古人就一直非常强调建筑与自然的融合，与当地风土人情的融合。明代学者文震亨曾提出，好的建筑环境能让人进入“三忘”境界，即“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中国城市建筑建筑会令人进入如此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