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李克强将山西作为2016年考察的省份，意义重大。山西作为煤炭一大省，曾因煤而兴，又因煤而衰，转型发展，已迫在眉睫。山西省省委书记王儒林在此次的会上也表示，现在是山西“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上困难的时期”。其实，产能过剩的行业并不只是煤炭和钢铁，产能过剩的省份也并非只有山西，如今产能过剩几乎蔓延至全国的全部经济领域。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如何产生的?历史上，又是如何化解的?近日，高敏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次产能过剩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以下为梳理的文章正文。
1997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着浙江、江苏、山东的省长在上海安达棉纺厂召开会议，提出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将亏损严重的纺织行业压锭、减员、增效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突破口。像是一个轮回，2016年1月一个工作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带着山西、河北、内蒙古、山东等省份主要领导在太原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提出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来化解过剩产能。19年过去了，产能过剩卷土重来，而且看起来更加严峻，产生原因值得我们深思。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两次明显的“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经济周期，每个周期的末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经济周期：从生产短缺到生产过剩，经济周期始于1978年，终止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持续了20年。1978年后，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各行业的发展都趋于活跃，经济进入了一个粗放式发展的时期，但受限于当时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主要的工业部门仍然是纺织业和小商品制造业，特别是纺织业，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我国大陆地区成为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纺织业和小商品制造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1978年11月7日，香港企业家曹光彪在珠海建立了全国一家“三来一补”纺织企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于是，从此，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热潮，全国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大量的纺织企业，从1980-1990年，纺织业对GDP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20%。
从1994年开始，在政府的调节下，纺织业发展增速开始逐步放缓，但由于纺织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从业人员多，工作推进难度极大，地方政府在推动降产能的时候并不坚决，过剩产能消化速度低于预期，纺织业全行业艰难。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国内生产过剩雪上加霜，国际需求迅速降低，各行业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不得不实行更坚决的手段，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于是从1998年开始，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去产能”行动，实施纺织砸锭，共压约一千万锭，同时，撤销了煤炭工业部，将其直接管理的煤矿下放给各地方政府，并针对煤炭行业的问题相继颁布了若干政策，关闭了半数以上的煤矿，大量的工人下岗，多个行业几年内持续负增长。但实际上，当时的“压产能”只是基于当时经济条件下，政府人为推动形成的低水平的供需平衡，1998年-2000年开始的去产能，导致了2137万人下岗，对政府财力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压力。化解本次产能过剩危机的是1998年开始的房改，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于是，长期压抑的居民住房改善需求迅速爆发，拉动了水泥、钢铁、家电等全社会行业的发展，破解了过剩的产能，并带动国民经济重新进入新的增长趋势。总体来看，经济周期是我国经济轻工业化推动的，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的商品短缺问题，居民需求极大释放，其产能过剩也以消费品为主，但笔者认为，压产并未解决“产能过剩”，反而带来了千万人员下岗等一系列问题，解决生产过剩的还是依赖于房改带来的新需求，这种去产能的方式在当时是否合理仍然值得商榷。
经济周期：从经济工业化到服务业化，经济周期从1998年开始，其中，复苏和繁荣持续了近10年时间，从2009年开始经济才开始下行，一直持续到现在。1998年开始的房改开启了我国新的增长阶段，而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又使全国进入新的投资热潮，纺织、小商品、家电、机械、电子等出口导向性工业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提升，对改善住房等生活条件需求愈来愈强烈，消费品和房地产均出现了高度繁荣，不少产品出现了过剩，国内市场无法消耗大量的商品，于是企业纷纷推动商品出口，于是，这一时期，国外对我国的反销逐步增多，光伏、钢材等不少商品都经历了这一历程，我国为全世界生产几乎所有中低端商品，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2001年开始，煤炭需求明显快速增加，2002年取消电煤指导价后，煤炭价格更是报复性上涨，动力煤价格高涨到1000元以上，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带来企业扩大生产，但依然难以满足国内需求，于是进口煤炭开始逐步填充国内市场，飞速发展的中国带来的需求，使世界石油、大宗货物价格飞速上涨，澳大利亚、蒙古等地也开始扩大产能，以满足中国的需求，于是，产能过剩从国内性变成全球性。 2008年，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开始，国外需求迅速下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由于我国已经出现全行业的过剩，几乎所有行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出口加工行业全线萎靡。为了逆转经济下行趋势，政府继续采取扩大需求的手段缓解产能，实施了4万亿的投资推动型政策，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遗憾的是，这些资金很大比例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并未解决消费品的过剩需求，却导致钢铁、水泥等基础材料和煤炭等原材料进一步过剩，产能被再一次放大。可想而知，这种刺激方式并未起到明显效果，2011年煤炭达到历史高点后价格开始回落，同时，钢铁、水泥等大宗货物全线大幅度回落，经济进入下行趋势。
回顾过去近40年我国两次产能过剩的历程，笔者深感治国不易，也深感提出的供给端改革有多么及时。但我们认识到，当前我国发展实际和外围形势已经发生极大变化，本次的产能过剩与产能过剩相比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不应再以传统思维去考虑。 一是产能过剩从消费品领域扩展到几乎全部经济领域。与经济周期出现的生产过剩相比，本次生产过剩覆盖了几乎所有的行业，包括手机、电子设备、小商品、纺织品等消费品，也包括水泥、钢铁、煤炭等基础领域产业，特别是基础领域的过剩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消费品为主的产能过剩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其重型特征导致的难度和影响可能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特别要提到的是下岗员工的问题，由于其他行业也过剩，这些职工可能难以安置，将对社会稳定和地方政府财力造成极大影响。二是产能过剩从国内扩展到国际。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商品需求也带动了全世界的产能过剩，澳大利亚、蒙古等地都新投入了大量的产能来满足我国发展需求，破解产能过剩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用传统的国内市场思维去考虑,而应该在全球化市场的背景下进行国际协作。三是消费品产能过剩出现严重错配。与生产过剩相比，本次消费品的生产过剩主要是因为供给商品难以满足人民大众日益提高的需求，当然，产能过剩带来的产业重组也是国内经济转型调整的契机。
